張聞天曾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1964年4月16日，毛澤東說，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書記：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實際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張聞天。張算是第五朝了。毛澤東稱張聞天是“明君”，并開玩笑叫張的夫人劉英為“娘娘”（毛還是長征時為張、劉二人牽得姻緣的“紅娘”）。因他在張領導下分管軍事，就自稱“大帥”。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張接替博古做總書記，真正是“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算到1938年共產國際明確支持毛為首領，張任總書記是四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為主席，在組織上完成交替，張任總書記是八年。無論四年還是八年，張領導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華民族命運的重要的轉折期。因為中共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取得政權總共才二十八年。

       現在回頭看，張在第五任總書記任上干了三件影響中國歷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澤東扶上了領袖的位置，成就了一個偉人。遵義會議后毛的實權并沒有一步到位，只是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張聞天是總書記，知人善任，他說“二次回遵義后，我看出周恩來同志領導戰爭無把握，故提議毛澤東同志去前方當前敵總指揮”。后來又決定毛分工軍事，從此毛周就調換了位置，周成了毛的軍事助手。毛借軍事方面的才能進而在全黨一步步確立了權威；二是正確處理西安事變，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共產黨得到了難得的喘息之機，并日漸壯大；三是經過艱苦工作實現了國內戰爭向民族抗日戰爭的轉變，共產黨取得了敵后抗戰領導權，獲得民心，從此取得政權。可見這“第五朝”是從建黨到建立新中國的關鍵一朝，就算這期間毛澤東在逐漸過渡接班，張這個“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是在以往的宣傳中，張卻幾無蹤影。他生前被逐漸地閑置、淡化、邊緣化，直到悄無聲息地去世?？墒菛|邊日出西邊雨，歷史無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幾十年后，終于潮落石出，他的功績又漸漸顯現出來，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后人的認同。按毛澤東的說法，張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張與毛的交接既是黨內政權五、六朝之間的交替又是中共從奪權到掌權、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還是張、毛這兩個出身、修養、性格截然不同的領袖之間的交班。在五朝時，張為君，毛為臣，“瓦窯堡會議”兩人合作甚冾，完成了黨的抗日統一戰線策略的重大轉變；到六朝時倒了過來，毛為君，張為臣，兩人吵架于“廬山會議”，黨犯了“左”的錯誤，元氣大傷。時勢相異，結果不同，兩人的合作或好或壞，黨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梢哉f毛、張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開黨史、國史謎團的一把鑰匙，也是留給后人的一筆文化財富。   張聞天與毛澤東都有強烈的革命理想和犧牲精神，但兩人的出身、經歷、知識結構和性格都差異很大。張聞天出身書香門第，上過私塾，讀過技術學校，留日、留美、留蘇，系統研究并在大學講授過馬列，翻譯過馬恩作品。他愛好文學寫過詩歌、散文、小說，也譯介過外國文學作品，發表過大量文藝批評文章。1922年詩人歌德九十周年誕辰時他發表了兩萬字的長文，這是中國第一篇系統介紹歌德《浮士德》的論文。他屬于開放型的知識結構，性格隨和包容，與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等同屬黨內的留洋開放派。毛澤東出身農家，受傳統國學教育較深，幾乎未出國門。他熟讀史書，特別是熟知治國御人的典故，雖思想高遠，但性格剛烈、好斗。他自己也知道這個缺點，曾講其弟毛澤覃批評他說：“共產黨員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張、毛兩人這種不同的知識背景、性格基因決定了他們的命運甚至黨和國家的命運。

       毛澤東與張聞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義會議后到1943年延安整風前。這也正是前面所說張為黨建樹三大功勞的時期。據何方先生考證，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會，兩人聯名（多署“洛、毛”）發出的電報就有286件。這時期他們以民族利益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變一出，毛主張“審蔣”，張主張和平處理，毛隨即同意；紅軍到陜北后到底向哪個方向發展，張要向北，毛要東渡，后來張又同意了毛的意見，并率領中央機關隨軍“御駕親征”。向來歷史上“明君”與“能臣”的合作都是國家的大幸，會出現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劉備與諸葛亮，唐太宗與魏征，宋仁宗與范仲淹的合作等。當毛稱張為“明君”，自己為“大帥”的時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興旺之時，總書記民主，將帥用心，內聯國軍，外御日寇，民心所聚，日盛一日。這時毛分管軍事，隨著局面的打開，其威信也水漲船高。張、毛合作的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黨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但這時發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賀子珍與毛不合出走蘇聯，江青乘虛而入。當時黨內高層幾乎一片反對聲，紛紛向張聞天這個總書記進言，就連遠在敵后的項英也發來長電，他們實在不放心江青的歷史和在上海的風流表現，認為這有損領袖形象。張無奈，便綜合大家的意見給毛寫了一信，勸其慎重考慮。誰知毛看后勃然大怒，將信撕得粉碎。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他第二天就在供銷社擺酒，遍請熟人，卻不請張這個“明君”。時在1938年11月。這是毛與張的第一次結怨，毛記下了這個仇。

       每一個歷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樹枝上的一個嫩芽，總是在它必然要長出的地方悄悄露頭，然后又不知會結出一個好果子還是壞果子。江青的出現恰到好處，從私生活上講正是賀子珍的出走之際，從政治上講又正是毛澤東的地位已經初步確立之時（兩個月前剛開過六屆六中全會），他已有資格與上級和戰友們拍桌子。要是在遵義會議前，毛正落魄之時，估計也不會這樣發威。毛江結婚這個嫩芽后來結出了什么政治果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實毛這一怒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從骨子里排斥留洋回來的人。瑞金時期對他的不公平讓他痛恨從莫斯科回來的人，延安整風他大反宗派主義，其實他心里也是有一個“派”的。1938年周恩來從蘇聯養傷回來，順便轉述共產國際負責人的話，說張聞天是難得的理論家，毛憤而說：“什么理論家，背回一口袋教條。”可知其內心深處的芥蒂之深。

       張聞天性格溫和，作風謙虛，絕不戀權。他任總書記后曾有三次提出讓位，第一次是遵義會議后黨需要派一個人到上海去恢復白區工作，這當然很危險，他說“我去”，中央不同意，結果派了陳云。第二次是張國燾搞分裂，向中央要權，為了黨的團結，張說“把我的總書記讓給他”，毛說不可，結果是周恩來讓出了紅軍總政委一職。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會前王稼祥明確傳達了共產國際支持毛為領袖的意見，張就立即要把總書記的位子讓給毛。因為其時王明還在與毛爭權（張國燾這時已經沒有多大的力氣了），毛的絕對權威也未確立，還需要張來頂這個書記，毛就說這次先不議這個問題。張在后來的《反省筆記》中說：“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同志的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那時共產黨很窮，政治局也沒有個會議室，誰是一把手，就在誰的窯洞里開會。張把實權讓掉后就躲開權力中心，到晉西北、陜北搞農村調查去了。而在毛的心里，也就再沒有張這個“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