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歷史現場做些盤點，五四運動中涌現了一大批學生領袖，但最重要的應該是三個人：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

      講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第一個就講段錫朋，一些人可能不大習慣。因為到目前為止，出版物還沒有哪一種是這樣講的。

 

      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三人的命運是一樣的，都是現代史上的失蹤者。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之后，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雖然教科書基本上依然如故，但由于知識界出現的回望熱潮，傅斯年、羅家倫很快與胡適等人一起浮上水面，在一些讀者面前不再是陌生人。段錫朋的情況卻有些不同：一是他沒有留下著作，二是他從事的工作與知識界關系不大，三是他與這些年走紅的歷史人物少有關聯。如此一來，他的名字就依然比較陌生。這種情況嚴重影響到當代人對歷史的認識，甚至一些嚴肅的學者致力于還原歷史真相，也往往只是恢復了傅斯年和羅家倫的歷史地位，而段錫朋即使被提到，也是列在他們之后。但在事實上，五四運動的第一號學生領袖不是傅斯年，也不是羅家倫，而是段錫朋。

 

段錫朋

 

      回到歷史現場，考察當時人們的看法，段錫朋的領袖地位是公認的，也是無疑義的。羅家倫也是公認的學生領袖，但他說過這樣一段話：“發生五四運動的因素甚多，此地不必討論，可是當年在知識青年群中始終其事的實際領導者，除了書詒——段錫朋——而外，沒有哪一個當得起這名稱。” 傅斯年也是公認的學生領袖，但據羅家倫的說法 ，在當時的同學和朋友中，他與傅斯年最親近，而傅斯年最佩服的卻是段錫朋。

 

      段錫朋的領袖地位之所以無人能比，還在于他實際承擔的領導職務：一是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前，他已經是著名的學生領袖；二是在五四運動之中，他是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會長，又是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的會長，同時又是全國學生聯合會的會長。這些職務，傅斯年和羅家倫沒有擔任過，別的人更無法與他相比。

 

      那么，段錫朋這顆學運之星是如何升起的呢？我們不妨做一些簡單的考察。

 

      段錫朋是江西永新人，生于1896年，1916年考入北京大學。一般傳記說他是1916年考入北大法學科，但這是不對的，因為五四運動爆發時了在法學科是事實，但1916年考入北大時，進的卻是商科。是因為蔡元培掌校后調整系科，他才被劃入法科。五四運動爆發之前，段錫朋已經是北大學生干事會的總務主任。他的這種領袖地位是在一年之前形成的。那是1918年5月，北京爆發了現代中國的第一次學生運動。運動的起因是中日兩國簽訂《中日防敵軍事協定》，留日學生回國抗議，北大學生起而響應。5月20日晚，北大學生集會，決定第二天與工專、法專、高師等院校一起赴總統府請愿，要求大總統不要在條約上蓋印。5月21日上午，各校學生來到總統府，在會客室前要求見總統。總統馮國璋派北京市長王志襄、步兵統領李階平等接見學生，勸他們回校，學生不答應，馮國璋只好親自出來會見學生，并與13名學生代表交談。這13位學生代表中有北大的5位：段錫朋、雷國能、易克嶷、方豪和許德珩。據天津《大公報》1918年5月22日報道，面對學生的質問，馮國璋耐心地做了解釋。他讓人找來條約原件，一條條讀給學生聽，然后告訴他們：這份條約“非正式條約”，“非如外間所傳為亡國條件”，為了國家的利益，這條約還是應該簽。結果是總統成功地說服了學生，學生比較滿意地離開了總統府。正是在這次運動中，段錫朋和羅家倫都成了引人注目的領袖人物。

 

      這次運動之后，學生成立了國民愛國社（稍后改為國民救國社），段錫朋是負責人之一。到1918年10月，在學生救國會的基礎是組織《國民》雜志社，鄧中夏、許德珩、周炳林任雜志編輯，謝紹敏任調查股主任，張國燾作任總務股干事，段錫朋任評議部議長。1919年3月，北京大學成立學生干事會，段錫朋成為領導人之一。

 

      至1919年5月3日，蔡元培接受汪大燮等人的提議，要依靠學生的力量督促政府拒絕簽約，找來的學生領袖中，傅斯年、羅家倫、康白情都是新潮社成員，國民社只有一個段錫朋。但是，5月3日晚上召集并主持會議的卻是段錫朋。會議開始之后，才根據當時流行的做法，首先推選本次大會主席。然而，在這次會上，他又被推舉為5月4日天安門廣場集會的主席。因為5月3日晚上的會議是緊急召開的，時間倉促，有些院校沒有通知到，所以在5月4日上午段錫朋又聯絡各校在工專召開各校代表會議，布置下午的集會和游行。

 

      5月4日下午，段錫朋作為大會主席主持了會議，接下來的游行由傅斯年指揮，但段錫朋仍然擔負著領導責任。這從一些回憶材料中可以看出，比如據當時北京高師數學系四年級學生匡互生回憶，火燒趙家樓時，學生們走進曹宅，先要找曹汝霖理論，遍找不到，匡互生就取出火柴準備放火。“事為段錫朋所發現，阻止匡互生說：‘我負不了責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結果仍舊放了火。” 眾所周知，在改革開放之前大陸關于五四的回憶材料中，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的名字很少出現，出現時則大多是反面形象。但從這種“阻撓革命”的行為看，段錫朋的確在為運動負責。

 

      根據羅家倫的回憶，段錫朋在5月4日之前工作并不十分主動，但在同學們被捕之后，他卻挺身而出，顯示了領袖氣度。羅家倫是這樣說的：“到了五五那天的下午，事件愈加擴大，情勢非常嚴重，眾議不免紛紜的時候，書詒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熱忱的姿態，突現于全體北大同學和整個北京專科以上學生之前。他穿了一件毛藍舊布長衫，可是他的言論，他的主張，他的氣慨，他發光可以射入人心的眼睛，竟使他成為大家心悅誠服的領導者。” 

 

      就是在5月5日那一天，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成立，段錫朋當選會長。

 

      5月6日下午，各校代表3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禮堂開會，成立北京學生聯合會，段錫朋再次被推舉為會長。在那次會議上，通過了北京學聯的一系列文件，包括給大總統和教育部上書，包括關于罷課的決議。

 

      6月5日，段錫朋與羅家倫等作為北京學生的代表在上海參加各界代表聯席會議。會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聯合會。段錫朋在會上介紹了北京學生運動的情況，號召學生、工人和商人支持北京的學生運動，推動會議做出了罷學、罷工、罷市的決議。

 

      段錫朋的確是杰出的領袖人才。在上海期間，他聯合上海各大學一起向全國各大學發出通知，請他們到上海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議。6 月16 日，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在上海召開，段錫朋主持了會議，并當選為全國學生聯合會會長。

 

      正是這一切，使他成了五四學生領袖中的第一號人物。

 

      段錫朋的組織才能和服務精神深受同學們愛戴，人們稱他為“我們的段總理”。對于當時的北大學生而言，有兩個“段總理”，一個是段錫朋，另一個是段祺瑞。

      傅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生于1896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進入本科國文門。傅斯年之所以成為學生領袖，與其他的領袖人物有些不同。別的人大多是因為在運動中的作用，而他卻不只是因為在運動中的活動及其作用，而是因為他早已具有的威望和影響力。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幾個方面。

 

傅斯年

 

      首先是他的出身、修養和學識。雖然傅斯年出生時家道已經敗落，但畢竟是書香世家、詩禮名門、大清開國狀元的后人。這種家庭即使敗落，也有很厚的文化底蘊，所以傅斯年11歲就讀完了十三經，年紀輕輕，學問和才華就為人稱道，甚至有“黃河流域第一才子”和“孔子之后第一人”之稱。這種稱謂固然不必當真，因為它并沒有經過評選，也未必經得住考證，但一個年輕人能得如此聲譽，并非容易事。如果沒有超人的才華和學問，即使組建起龐大的炒作團隊，也很難成功。

 

      有這樣的聲譽，被同學們敬重是必然的，得到先生們青睞也是必然的。國學大師劉師培、黃侃、陳漢章等人都非常器重這個功底不凡又勤奮好學的年輕人，想收他繼承衣缽。所以傅斯年入學不久，就成了黃侃的學生。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他也許會成為黃侃之后的國學大師。然而就在這時，北大出現了新情況：蔡元培出掌北大，聘陳獨秀任文科學長，不僅帶來了《新青年》，而且帶來了一群致力于文化革新的先生。視野開闊和敏于新知是杰出人才的必備條件，傅斯年當然不缺少。所以盡管黃侃等人熱衷于嘲弄新文學和新思潮，傅斯年卻認為中國的語言和文學需要革新，文化傳統也需要批判，因而很快走向了新陣營，并且成為同學們中第一個給《新青年》投稿者。他的文章立即受到陳獨秀、胡適等人的贊賞，從1918年1月開始出現在《新青年》上，所以先后發表了《文學革新申議》、《文言合一草議》、《中國學術思想之基本謬誤》《戲劇改良各面觀》、《再論戲劇改良》等多篇文章。在他的影響之下，北大學生羅家倫、康白情、俞平伯、楊振聲等紛紛開始給《新青年》投稿，壯大了新文化陣營的力量。

 

      傅斯年的學問在北大同學中是公認的，甚至成了學生中的學術權威。對于許多同學來說，一些先生說的未必算數，傅斯年是否認可卻非常重要。一旦對先生們的學問表示懷疑，也往往是由傅斯年考察鑒定，做出最后裁決。羅家倫曾經回憶說：“就在當時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注意，不是朱逷先先生)，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龍卻非所長，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錯誤，可是要舉發這些錯誤，學生的筆記終究難以為憑。恰好有一位姓張的同學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講義全稿，交給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幾條錯誤，由全班簽名上書校長蔡先生，請求補救……蔡先生自己對于這問題是內行，看了自然明白，可是他不信這是由學生們自己發覺的，并且似乎要預防教授們互相攻詰之風，于是突然召見簽名的全班學生。那時候同學們也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孟真一人擔負這個責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見蔡先生之前，每人分任幾條，預備好了，方才進去。果然蔡先生當面口試起來了，分擔的人回答得頭頭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也一聲不響。學生們也一聲不響，一鞠躬魚貫退出。到了適當的時候，這門功課重新調整了。” 

 

      再比如，1917年胡適留學歸來到北大任教，講授中國哲學史，因為與前輩先生的講法大不相同而引起非議。按照顧頡剛在《古史辯》序言中的說法，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一來就“截斷眾流”，把商朝以前的割去，直接從周宣王講起。面對胡適的這種講法，有人無法接受，覺得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不配做教授，打算把他趕走。當時顧頡剛與傅斯年同一宿舍。但他是哲學系的學生，正在聽這門課，而傅斯年是中文系的學生，沒有聽這門課。面對同學們的議論，顧頡剛拿不定主意，就請傅斯年去聽課。旁聽了幾節之后，傅斯年對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傅斯年說不能鬧，同學們就果然不再鬧。傅斯年去世之后，胡適曾動情地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后才曉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護人。” 

 

      還有一件事值得提及：據周作人1918年10月21日記載，錢玄同曾經告訴他，《新青年》在1919年將不再是6人輪值編輯，而是改為12人。這12人依次是：陳獨秀、胡適、陶孟和、李大釗、高一涵、錢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劉半農、周作人、陳百年、傅斯年。雖然這個計劃后來沒有付諸實踐，但肯定是新青年集團討論的，至少是此前第四、五兩卷輪的輪值編輯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陶孟和等討論過。由此可見，在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這些先生眼里，學生傅斯年已經可以排進他們這些教授的行列，像他們一樣承擔編輯責任。

 

      這樣一個學生，引起校長蔡元培的關注也是必然的。蔡元培中過進士，點過翰林，有深厚的舊學功底；同時又留學海外多年，涉獵多個學科，有開闊的視野。在這樣的校長面前，學問和見識很難做假。蔡元培很快就發現了這個學生，經過接觸，贊賞之情與日俱增，對其學識和見解也日益信任。

 

      1918年下半年，傅斯年與羅家倫、徐彥之等建立新潮社，并計劃創辦《新潮》雜志。傅斯年是新潮社的領袖，第一卷就由他主編的。對于這份學生刊物，蔡元培全力支持，不僅為它題寫了刊名，而且從學校經費中每月撥出2000元。在北大，學生刊物并非只有《新潮》一家，另外還有《國民》等，蔡元培單單大力支持《新潮》，固然與陳獨秀的建議有關，也與刊物的性質和傾向有關，但在刊物尚未顯示出面貌之前，就決定給予大力支持，顯然還在于對辦刊者的欣賞和信任。

 

      蔡元培對傅斯年的欣賞與信任不是一般的。這從《新潮》遇到麻煩時的情況可以看到。在社會轉型和文化變革時期，一篇文章也罷，一份刊物也罷，有人贊賞也就必然有人反感。一般人反感也就罷了，有的人有權有勢有地位，又有衛道的責任感，就要找總統，找總理，找國會，最后找到教育部。客觀地說，置身于自由民主制度之下，總統和總長們未必喜歡這樣的好事之徒，但既然有人來反映問題，而且說得頭頭是道，總統和總長就需要有個交待。大總統徐世昌是明白人，而且寬容溫厚，但他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系統卻是傳統的，這就使得他雖然能夠根據共和國的法律而不干涉思想和學術的自由，但在心底里，卻并不贊賞新思潮。教育總長傅增湘也比較開明，這從他在五四運動中的表現即可看到，但身為教育總長，既然有人來控告北大，他不能不聞不問。那的確是一個偉大的時代！總長對校長沒有下達指示，而是以個人的名義，以極謙遜的語氣寫了一封信，謹慎地告訴蔡元培外界對大學“不無微詞”，希望他注意約束和引導學生，而且說明了自己的理由：一是“因批評而起辯難，因辯難而涉意氣”，引起黨派紛爭；二是“吾國倫理道義，人群紀綱，鐫于人心，濡于學說……或不適于現代，亦屬在所不免。然而改革救正，自有其道”，過激可能欲速而不達。 

 

      蔡元培收到總長的信，應該如何回復？我們能夠看到的，是他立即找來了傅斯年，讓他來起草回信。現在我們在《蔡元培全集》中看到的那封信，擬稿者就是傅斯年。

 

      在后來的一些年代里，學生與校長常常是對立的，所以哪個學生如果深得領導信任，也許會立即失掉同學的信任，1925年的女師大就是例子。但在五四時期，學生和校長卻不是對立關系。尤其是在北大，學生的絕大多數都信任并敬愛他們的蔡校長。傅斯年深得蔡元培的欣賞和信任，自然在學生中更有威信。

 

      總而言之，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傅斯年已經在北京大學的學生中具有極高的威信和地位。

 

      正因為這樣，到了1919年的5月3日，當汪大燮給蔡元培帶來國務院密電巴黎簽約的消息，并且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學生身上時，蔡元培開始行動，找來的學生領袖不僅有學生干事會的負責人，不僅有一年前學生運動中出現的領袖人物，而且還有傅斯年。蔡元培了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和康白情。由此可見，他們就是蔡元培心目中的學生領袖。在當時北大學生中，領袖之才不乏其人，比如鄧中夏、張國燾、賽福鼎、羅章龍、許德珩等，都有領袖之才，但蔡元培沒有通知他們。這使得許德珩在三十年后代表當年的學生領袖紀念五四講話時，說到從蔡先生那里得到消息，總是有點含糊，而且總是不愿提及蔡先生召見的學生領袖。

 

      后來的事實證明，蔡元培想到的四個學生，只有一個看走了眼：康白情只是詩人，沒有成為領袖。而其他三位都在運動中成了真正的學生領袖。

 

      5月3日晚9點，學生大會在北大法科大禮堂開會，商討次日游行事宜，傅斯年被舉為學生代表。5月4日上午10點，北京13所大學在國立法專召開籌備會議，傅斯年又與段錫朋一起被推選為會議主席，同時被推舉為游行總指揮。因此，5月4日下午的天安門大會結束之后，游行開始，傅斯年高舉大旗走在了游行隊伍的最前面，身后是浩浩蕩蕩的學生隊伍。

      羅家倫字志希，生于1897年，比段錫朋和傅斯年小一歲；他于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外語系，又比段錫朋和傅斯年低一個年級。

 

      然而，羅家倫在北京學生中發生影響并不晚。1918年5月為反對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防敵軍事協定》，留日學生代表回國到北大演講。是羅家倫發表演講，提議全體同學赴新華門請愿，才有了5月21日北京各校2000多名學生到總統府的事。這是中國現代史上的第一次學生運動。正是在這次運動中，段錫朋成了學生領袖，羅家倫也開始引人注目。

 

羅家倫

 

      羅家倫的影響進一步增強，是因為建立新潮社和出版《新潮》月刊，以及參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1918年底，他與傅斯年、徐彥之等一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據種種材料可以斷定，他是新潮社中僅次于傅斯年的第二號人物。新潮創刊號出版于1919年1月1日，第1卷總共5期刊物，羅家倫發表了13篇文章。第2卷5期刊物，他的文章有22篇。在文學革命遭到一些人的攻擊時，羅家倫發表了長篇論文《駁胡先骕君的中國文學改良論》，反駁胡先骕對胡適、陳獨秀等人的攻擊。在五四時期影響深遠的易卜生的名劇《娜拉》，是他與胡適一起翻譯的，發表于《新青年》。

 

      值得一提的是，《新潮》這個刊物是由羅家倫命名的。他似乎是命名高手，“五四運動”這個詞也出自羅家倫之手。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在天安門集會，然后游行示威，甚至燒了趙家樓，釀成久久不息的大波。但在開始，人們只說是5月4日北京學生的那請愿，說是一個大事件，卻沒有命名。羅家倫第一個把他稱作“五四運動”，寫在文章中，發表在報紙上，從此被廣泛使用。

 

      羅家倫成為五四學生運動的領袖，原因之一是校長蔡元培點將。要讓學生起來督促政府，以便拒絕在和約上簽字，是總統府外交委員會的汪大燮、林長民等人和蔡元培在無路可走之后的無奈之舉。所以蔡元培沒有以校長的名義召開大會，而是只通知幾個學生領袖，讓他們自己去組織和領導。羅家倫是蔡元培找來的學生之一，自然是蔡元培心目中的學生領袖。

 

      在五四運動中，羅家倫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是為五四運動寫了宣言。根據許德珩的說法，他是受委托為五四運動寫了宣言的，但不知為什么，當時的同學們卻大多不知道。其他人的回憶中也很少見到此事的蹤影。而羅家倫執筆的宣言卻印刷了兩萬多份，成為眾所周知的五四文件。據羅家倫回憶：5月4日上午10點，他剛從城外的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回到北大，準備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門游行，同學狄福鼎推門而入，對他喊道：“今天的運動不能沒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學推我們北大起稿，你來執筆罷！”羅家倫見時間緊迫，沒有推辭，就站在一張長桌旁，匆匆起草了《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羅家倫后來在回憶中說過自己當時的狀態：“像面臨緊急事件，心情萬分緊張，但注意力非常集中，雖然社里人來人往，很是嘈雜，我卻好像完全沒有留意。寫成后也沒修改過。”

 

      這份宣言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其全文如下：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上要求并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游行，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條信條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宣言寫成，即交印刷所印刷，原計劃印5萬份，但直到集合出發，才印了2萬份，只好把這2萬份拿到街頭散發。

 

      文章不長，連標點算上只有210字，但事情說得清清楚楚。語言樸素，卻抓住了根本，明確地提出了運動的目標和宗旨。歷史上的不少學生運動都有宣言，常常是洋洋灑灑，卻連運動的宗旨都說不清。羅家倫的這份宣言卻在極短的篇幅內把一切都交待得明明白白。尤其“外爭主權，內除國賊”這八個字，明確提出了運動的目標。

 

      更值得一提的是，5月26日，運動尚處于高潮中，羅家倫就對運動進行總結，寫出了《五四運動的精神》一文。五四運動顯示著什么樣的精神？羅家倫認為有三種精神“關系中國民族的存亡”：一是“學生犧牲的精神”，二是“社會制裁的精神”，三是“民族自決的精神”。這是五四運動當事人最先對五四精神的總結。

 

      遺憾的是，這三位學生領袖，后來在政治上都選擇了藍色而遠離紅色，在1949年天翻地覆之際，除段錫朋去世之外，另兩位都沒有留在大陸。